關于水電站建設，公眾輿論場上總是能聽到形形色色的爭議。有些反對者聲音格外響亮，比如有人擔憂河流里的魚類因大壩而無法洄游產卵，結果生態鏈斷裂；有人憂心大壩改變了江河的原貌，好好的一條自然水系被人類之手干預得面目全非；也有人覺得建水庫就意味著大片良田、耕地被淹沒，付出的生態和社會代價巨大。此外，常被提到的問題還包括水庫蓄水導致下游斷流，甚至波及當地的所謂“風水”“龍脈”；還有批評說這樣的大工程消耗金錢太多，甚至擔憂水電站會不會刺激地殼活動、誘發地震，又或者大規模改造水文會否讓氣候出現變化。有人干脆質疑：“你這一大摞電站建完，老百姓電費還不是得照樣交那么多？”甚至還有“GDP增長和我們普通人有啥直接好處？”“以后要是遇到戰爭，水電站被敵方摧毀怎么辦？”這些議論你有沒有也曾聽過幾條？

面對這些聲音，人們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討論氛圍，仿佛水電站全然利大于弊，抑或一無是處。事實上，這類大型工程，正如每項社會選擇一樣，既帶來豐厚收益，也必然伴隨一系列需要坦誠面對的不利因素。水電站能夠發電自不待言，但它們背后的水庫其實還承擔著多重社會功能——比如防洪、供水、航運、漁業養殖，甚至為本地提供休閑旅游。據中國水利部最新統計，全國水庫數量已達9.8萬座，承擔著保障民生和經濟生產的重要任務。然而，水庫的修建必然會影響局部環境，土地被淹沒、周邊居民遷移、建設與運維的高昂投入，這些都是必須仔細權衡的客觀事實。

但有一件事其實很容易被忽略：拋開發電不談，要不是水庫支撐起全國大中小城市的供水，大多數地方的居民日常生活險些難以為繼。我國幅員遼闊，卻處在雨量變化極大的季風氣候帶，南北方年際降水和枯豐水期分布懸殊。如果沒有水庫調蓄，遇上暴雨可能大洪水肆虐，旱季則無米下鍋。根據2023年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數據，全球糧食安全離不開穩定的灌溉保障，中國70%的糧食產出要依靠水利工程，每年中上游水庫群為6億以上人口持續供水。

很多人或許沒有意識到，目前國內絕大部分城市的自來水，其實源自我國產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陸續修建的大中型水庫。不但農業種植離不開它，工業用水乃至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仰仗水利樞紐的輸送與調節能力。2011年南水北調工程正式通水以來，單北京一地自來水源中南水北調貢獻超過七成。要沒有水庫的聯調聯控，京津冀、長三角眾多城市根本無法支撐其龐大人口和各類現代化產業帶來的巨量需水壓力。

這些關于水電站的擔憂，其實許多都源起歐美國家。近年來，一些環保組織在國際社會上格外活躍，他們高呼恢復自然生態、反對大壩工程。其實，歐美國家上世紀就已大規模開發完本國水能，如今早已進入后工業社會。生活條件優渥后，環保成為他們的新訴求。于是有些輿論和政策傾向于“拆壩還河”，卻甚少觸及巨額維護成本、設備陳舊、部分水電站已經喪失原有功能等深層原因。例如，《紐約時報》2022年深度報道顯示，美國境內一部分被炸毀“退役”水壩，主要是出于安全隱患與經濟不劃算的考量而非純粹生態動機。

實際上，歐美并非一開始就如此“佛系”。20世紀初到中葉，美國以驚人的速度改造河流。看看科羅拉多河：1924年修建胡佛大壩開工，1950年前后河流中已有超過百座大中型水庫。胡佛大壩形成北美最大的人工湖——米德湖，蓄水能力能讓一條河的水在大壩后靜置四五年。至今，美國境內尚有1400多座水電站還在運行。表面看，近年一些水壩被拆除，但遇上能源短缺、極端天氣時，很多老舊設施又“臨時抱佛腳”地重新啟用。

與美國類似，歐盟各國大力開發本土水能，北歐挪威、瑞典至今電力供應一半以上依賴水力，法國阿爾卑斯沿線數十座“臺階狀”電站串聯成網，德國雖傾向煤電但也沒有放棄水利。歐洲河流普遍較短沒大江大河，不意味著不繼續修小水電，只是單體規模相對有限?！妒澜缒茉唇y計年鑒》2023年數據顯示，全球總水力發電13.7萬億千瓦時，其中國內貢獻超過五分之一，位列全球第一。

我國目前在建及已建成的一系列超大水利樞紐，從長江三峽到金沙江溪洛渡、白鶴灘，不僅是能源工程，更代表著對人口壓力與糧食安全、城市用水、極端氣候等多重挑戰的戰略回應。2020年我國三峽水庫汛期調控為下游減少洪水損失近600億元人民幣，是任何單一交通、能源工程難以實現的系統性社會收益。數據顯示，過去20年，因大型水利設施帶來直接經濟效益超過2萬億元，對就業、基建拉動有深遠作用。沿庫而居的移民問題和環境影響固然嚴峻，但伴隨水環境修復技術“上新”，現代水庫采取梯級分布、生態通道等方式已顯著改善生態破壞。

至于“電價依然居高不下”這個疑問，其實受限于國家整體電力市場體制。根據最新國家能源局數據，水電在西南地區發電成本低至0.1元/千瓦時，但輸送到東部用電高峰區時，中間還需跨省調度、轉網補貼、大量再分配。不能簡單以夏日用電高峰的票價來衡量水電站自身經濟價值。

在環境影響方面，大量事實表明，科學、精準的工程設計能夠將負面影響減至極小，甚至為生態修復提供機會。比如金沙江流域的生態過魚通道、濕地重建，以及庫區特色漁業養殖實踐，都驗證了“人與自然共贏”的可能。四川樂山市五通橋區，依托水庫水面發展淡水漁業，2022年全縣漁產值達到3.5億，帶動脫貧戶和農村剩余勞動力1萬余人。

當然，不得不承認，一旦極端事態如戰爭、水土流失或運維失控，大壩安全確實是挑戰。這就需要更高技術的防護、應急系統建設與日常巡檢，而不是簡單否定工程本身。然而，從全球發展實踐看，真正困擾落后國家發展的往往不是大壩多，而是水利基礎設施滯后——對極端天氣尤其無力抵御。非洲大草原上許多保護區野生動物面臨“旱死水澇”，就是當地沒法像工業社會那樣靠水庫人工調節。

因此，水電站的爭議，決非單一是非題，更像是一套建立在需求、技術、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基礎上的動態平衡選擇。每一次大壩新建，都需針對本地實際科學論證，既算清經濟賬，又慎對生態賬和民生賬。隨著中國工程技術和環保水平的進一步提升，未來水電站有望在兼顧“綠色”與“發展”的雙重目標下樹立國際范例。

總而言之，水電站之爭遠不只是發不發電那么簡單。它折射出一個國家在經濟增長、環境保護、人類生存權利之間的現實權衡與理性選擇。未來的路在哪里？如何在現代化與生態保護之間巧妙找到平衡點，這份答案還需我們繼續探索和實踐。